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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文性与思想性水火不容?

2018-07-29 05:16

  最近,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盛典在四川眉山举行。贾平凹、邵燕祥、舒婷、阿来等14位作家获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奖项。其中,本届在场主义散文奖主奖空缺,获提名奖的有邵燕祥《一个戴灰帽子的人》、阿来《瞻对》和张新颖《沈从文的后半生》,各获奖金3万元;获得单篇奖的有贾平凹《〈老生〉后记》、舒婷《灯光转暗,你在何方?》、祝勇《文渊阁:文人的骨头》等11位作家作品,各获得奖金5000元。

  我自己一直爱好散文,几十年不停在写,虽然不是专门只写散文。我也主办过散文刊物,当然现在不具体管事了。在我原先办刊物时,有个想法,小说的革命较早,革命的力量也特别大。在小说界,你几年不写就无人知道了,小说的观念不停在变。但你写过几篇有名的散文,几十年后,还有人知道你,这证明散文界的革命成分太少。所以,当时我一直在想,散文界也应该来一场革命。

  我在《美文》的时候,也提出过“大散文”,大散文和“在场主义”的意思差不多,但“在场”更有操作性,更具体。大散文是从体裁和作品境界两个方面来强调。当然,这还有些大而无当,不好把握。“在场”提出来之后,一个强调散文性,一个强调在场精神,更好操作、更好理解、更好在实际中运用。这个概念、这个口号的提出,对中国散文肯定是有推动作用的,也是具有革命性的行动。

  现在大家对散文的看法,据我观察,基本上是统一的,也不可能再写那些花花草草,或者是太小的东西。原来《美文》提出大散文的时候,也有不同的争议。争议最多的,就是关于“抒情”。一谈散文,就是抒情的散文,类似当年杨朔的散文,就是特别讲究、特别唯美的散文。当然,那种散文主张,好是好,但写的时间长了,就越写路越窄,越写越矫情了。这也就是当时我提出“大散文”的原因。

  我第一次读《古文观止》时,喜欢里边张岱和归有光的作品。读的时候,就感觉文章好得很,后来就想收集他俩的全部作品来读。于是找了他们的文集,看了一遍后,发现也就是《古文观止》里的几篇散文特别好,他们一生就写了这几篇散文。我很吃惊,为什么这几篇能写得那么好?用现在的观点来看,这不是散文的散文,而真正的抒情散文,就那么两三篇,全部收入《古文观止》里了。老抒情,哪有那么多情要抒呢?大量还是人生的、社会的东西,在这基础上,有感情要抒发,写上一两篇,就写成了。如果一辈子写散文,还是按原先的那种套路写,唯美的,抒情的,把路子越走越窄,也就没什么可写了。

  我接触过许多画家,一上班就在那画。我也问过:“会不会没什么可画的呢?”他说,是没什么可画,但这是我的工作,每天还得拿起笔。后来一位老画家讲:“常画常不新。”我想,恐怕专写散文,也会常写常不新。我不主张把散文当作小品文、散文诗去写,散文观要改变。

  散文最关键的是异质化,而不是同质化。如果同质化,按审美抒情的路走,是没有价值的。在场主义的可贵和价值,就是寻求散文异质的东西。从这几届评出来的作品看,也明显看到了这种追求和坚持。我作为参加了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评奖的评委,有一点感触,特别是最近这两届。我感觉在散文性和在场精神方面,把握似乎有一定偏颇,或者说在场性做得不够好,有失重之处。这两届评奖,我们比较注重精神性、介入性和批判性。

  我非常强调散文的精神性,因为散文的价值和意义,很大程度取决于它的精神性。散文不像小说、戏剧,有很多情节和矛盾冲突。散文相对来说较短,一定要靠精神来支撑。如果没有精神支撑,散文只能构思一些浅显的东西。但目前来说,对精神的强调是不是有些过分了?

  所以我想再提倡诗性、散文性和审美性。假如散文没有审美性或散文性,它就不叫散文。如果要展示思想,散文比不上哲学;如果要叙述事实,它比不过历史;如果要谈批判,它比不上政论;如果要讲及时性,它比不上时评。所有散文,都要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味道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我认为之前评的《倒转“红轮”》和许知远的《时代的稻草人》,是过分地强调了思想性,而忽视了审美性,甚至也包括这次阿来的《瞻对》。这部书构思很大、很厚重,但厚重不应是资料的堆砌,或者说,厚重不应该跟审美相背驰。

  如果说要美感,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散文观念不同。我经常说:“老故事又上演了。”其中只有一个变化,就是人物角色的名字:一个省的提督换了,巡抚的名字换了,总兵的名字换了,皇帝的名字换了,的名字换了……如此而已,这正是中国历史非常吊诡、悲剧的方面。这本书(《瞻对》)要写的东西,就是这个东西。至于说要怎么样使用材料,要不要把更多材料翻译过来,要不要说明,这些都是技术性问题。或者说,关于散文不同的理解,我觉得没什么,但说到资料重复这一点,需要申明一下,我反倒认为,如果说将来这本书提供了某种价值,就是刚好在这个地方。

  散文和诗歌相比,文体还处于探索阶段。散文性还没法转型,还是指散文的文体。我们提出推倒广义散文,推倒先秦散文,目的还是要确立散文到底是什么。难道过去那些论理都是散文吗?古文和散文不是一个概念,古文不等于散文,古代散文就是“书”、“记”,比如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,苏东坡也写了很多记,都是很好的散文。

  我个人认为,应该以散文性作为评价散文的文体尺度。就像小说有小说性,它的情节性、虚构性、故事性;就像诗歌有诗性,它的象征性、暗示性、隐喻性、韵律性、抒情性。那么散文性呢?在寻求或建构散文性的同时,强调在场精神,两者融合,那就是在场写作。

  我认为散文可以触及一切题材。它是自由的文体,在触及历史、思想、政评时,进入的角度是不同的。我在故宫博物院工作,身边同事有无数历史学家,但我写故宫,跟所有的历史学家写的都不一样,甚至我呈现的是之前没有呈现出来的故宫。因为历史学、考古学或其他学科,本身科学性比较强,它和文学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。历史学的基本任务是求真。比如我们眼前放一个杯子,搞历史或是搞文物的学者们,面对这个杯子,他要说出这个杯子是什么年代的,哪个窑出产的,为这只杯子验明正身;然而,当我面对这个杯子时,想到的不是这些问题,而是这个杯子谁在用,是什么人,他在杯子背后有什么样的情感,他生命中有哪些纠葛、尴尬和困惑。历史学止步的地方,正是文学开始的地方。同理,散文里的思想,也与哲学家不同。这一点,韩少功、史铁生的散文表现得都十分明显。所以,我不太赞同“如果要展示思想,散文比不上哲学;如果要叙述事实,它比不过历史;如果要谈批判,它比不上政论;如果要讲及时性,它比不上时评。”这样的说法。